通俗讲，调控的方向要坚持，调控的技术要灵活。

在现代社会里，随着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异常迅速。一旦风险暴露，市场恐慌性抛售就不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暴骤然发生。

决策迟缓是导致金融危机传导和蔓延的主观因素。三是要清晰界定金融损失的承担者，从严防范道德风险。在这些组织中，如果由中国人牵头，可以方便地协调各方意见，然后拿出方案，解决相关问题。但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国际型人才来应对这个局面。在2002—2006年的4年里，美国的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次级贷款，刺激了房地产泡沫。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北岩银行，由于监管当局和最后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对这一银行的整顿救助过程缓慢迟钝，使危机向其他金融机构传导，最终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和更大的损失。究其原因，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负有主要责任。证据之一，是上引纽康教授1885年的原著，是把货币数量公式定名为 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的。

这位诺奖得主的风格，在某些方面与我喜欢的科斯教授相仿，也属于人贵叙己而不自诩的那个路数，绝不靠吾日三赞吾身那类没完没了的自我吹嘘来制造影响。上周本专栏介绍易纲的论文，就是用1978-1992年的中国数据，验证了货币化进程怎样增加货币的需求，从而解释了中国的广义货币超过GNP增长与CPI增长之和的货币之谜。举凡土地、劳力、创业动机和形形色色有市场价值的创意，都可以一分为二，其中新增部分，有新的身体和新的胃口，需要额外消费一块货币。不过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把一个命题表述得干脆利落、毫不含糊，就容易接受可观察现象和可感知经验的检验。

在《企业、市场与法律》这本小书里，科斯委婉地批评流行之见热衷于阐释贸易的益处，却对一个经济究竟有多少产品进入交易这样更根本的问题几乎视而不见。1885年，他发表了一部《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不但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区别，用图示说明人们之间的金钱流通，还提出了货币数量方程。

如此改写的货币方程也有清楚的含义：给定货币量和货币周转率，价格水平与新增商品劳务的量成反比。同意不同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有机会推翻货币数量论——只要你观察到货币周转率和商品劳务量不变，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没有提升价格水平，或者反过来，货币周转率与货币供应量不变，商品劳务量的增加也没有降低价格水平，你就可以大声质疑、大胆推翻，甚至提出新假说，进行新检验，由此提升关于价格变动规律的认知水平。就我所知，首先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19世纪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Newcomb）。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 货币主义格言——通胀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基础就是这本 《美国货币史》及其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与周期》）。

今天我们已不能指望，继续拒绝制度考量的宏观经济分析还能提供可靠的分析与推测。他们的结论是，货币存量的变化，独立地、稳定地影响经济状况、收入和价格的变化。至于实证检验，则不能不提到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项巨大工程。转型中国经历了市场外资源大规模进入交易过程的实践，也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机会更清晰地看到制度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如果货币周转率基本不变，被看作是一个常量，那么，从上述方程推断，价格总水平主要受货币量与商品劳务量的反向影响：给定商品劳务量，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当潜在的资源更多被动员进市场交易的时候，货币方程之解当然要起变化。

但是深究一下，我以为此含义还是蕴藏在其中。这位纽康先生是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也是全美天文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会长。

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的讲演对中国听众的说服力，靠的可不是他的辩才。因为横竖那里只写下一个Q，并没有把它分开来处理。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多家多派共同享有的一个理论基础，应该是货币数量论。学问史说，厘定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概念、推敲其逻辑以及阐释理论的行为含义，是费雪在1909年以后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经验丰富了货币数量论。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把经济关系说得如此公式化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垂直管理体系建设也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中央储备粮仓储、物流及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强化垂直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始终注重发挥其宏观调控主力军的作用。

进入专题： 粮食安全 。这些都为垂直管理体系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垂直管理体制设计，使中央储备粮权属清晰、职责明确、管理统一，直接掌控覆盖全国、布局合理的购销网络与仓储物流体系，具有政令畅通、步调一致、雷厉风行的体制优势以及管得好、调得动、调得快、用得上的保障能力与执行能力，能够全面贯彻国家政策意图、高效落实调控任务，有效克服过去专储粮分级负责、分层管理的权责不清、职责不明，调不动、用不上等弊端。不断优化库点布局和储粮品种结构，强化储粮科学管理，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政策性收储任务。

严格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意图，把握轮换吞吐市场运作的节奏与时机，既增加了经营效益，又维护了粮食市场和价格稳定。在最困难、最关键的时期，垂直管理体系保障了供给、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积极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粮食流通主导产业链，深入拓展粮食收购、贸易、物流和成品粮油加工，切实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了垂直管理体系的购销储运能力、市场调控能力和政策执行力，增强了垂直管理体系的实力。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制通过中储粮总公司的三级架构、两级法人垂直组织体系直接体现，通过布局在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大都市群的仓储物流网络对中央储备粮直接进行营运管理。中央高度重视中央储备粮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政策意见，为垂直管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建立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制，组建中储粮总公司，加强中央储备粮管理。特别是垂直管理体系作为政策执行载体，全力服务三农工作大局，切实把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提高了政策效能，促进了农民增收，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近年来，中储粮总公司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不断创新服务种粮农民的方式，发展订单农业，实行二次返利，建立三农服务社，既促进了农民增收，又掌握了第一手轮换粮源。积极整合系统内部资源，加强产销区直属企业协作，探索出一条跨区产销衔接的市场化运作新路，既搞活了经营，又促进了产销区粮食供求平衡和市场稳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补充。

这种机制安排要求企业必须努力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把千方百计管好储备粮与企业自身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颁布实施《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把垂直管理体系纳入法制化、制度化安排。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以下简称垂直管理体系）运行10年来，经受住各种多发重发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成功应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急剧波动的巨大挑战，努力维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实现连续6年丰收。垂直管理体系运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新形势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保持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储粮总公司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和宏观调控大局，牢牢把握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方向，心系国家大局，忠诚服务调控，勇担社会责任。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阶段，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十分重大。

国家对中央储备粮管理实行政企分开、企业化管理，对储备粮推陈储新轮换实行市场化运作，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解决过去政企不分、机制不活、运行困难、亏损挂账严重等问题国家对中央储备粮管理实行政企分开、企业化管理，对储备粮推陈储新轮换实行市场化运作，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解决过去政企不分、机制不活、运行困难、亏损挂账严重等问题。

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中央储备粮仓储、物流及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强化垂直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始终注重发挥其宏观调控主力军的作用。严格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意图，把握轮换吞吐市场运作的节奏与时机，既增加了经营效益，又维护了粮食市场和价格稳定。